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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：发展困境：乙肝带菌者面临傲慢式的拒录
9月16日，雷闯在浙江大学校园内举办乙肝科普宣传日活动。
今早上网，无意中看到了“浙大学生保研因乙肝受阻上书524名院士求助”的链接http://news.sina.com.cn/c/2008-09-26/060116360299.shtml，看来，拒录乙肝带菌者的话题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。
打开新闻跟帖，照旧是势不两立的意见分野。摘录两则：“我要是用人单位绝对不用你这种没人味的东西”，立马有人回击：“你可能什么也不是，没人性！”。
再一则：“这个男生应该清醒些！先治病，后上学。这是起码的人性常识。把加号去掉，才能录取你。否则，无论到哪，都不会录取你。”也有人跟上：“好多人无知呀！现在的医学跟本就治不好乙肝的”。
“我们需要平等的升学和就业权！”带菌者发出呐喊。那边，则是“谁来保证我们健康人不受你们感染？”
观点的对立很正常。姑且不论谁更有“人性”，我也很悲观地发现，矛盾的中心仍集中在乙肝是否传染上，尽管之前有专家称乙肝只通过母婴、血液、生殖体液等途径传播，不通过普通接触传播，如拥抱、握手、进餐（口腔黏膜破损的情况除外）等。但不信与信的人一样多，应者甚众，仿佛找到知音；质疑之声，亦此起彼伏、不绝于耳。
“如果乙肝传播途径真如专家所说的那么少，为啥中国有1.2亿之众的带菌者？”有人甚至猜测带菌人数远甚于1.2亿的公开数字。
咱们不如换个逻辑：如果乙肝可以通过日常接触传播，那非带菌者与带菌者的接触还是很频繁的，毕竟有1.2亿的带菌者基数摆在那里，你接触10个人，就有一个人是带菌者。比如你去参加宴会，一桌10-16个人，按概率来算，至少有一位同桌的体内携带病毒；宴会、聚会等社交场合，与乙肝接触尚且如此频繁，更遑论握手、拥抱甚至呼吸了。传播能力若真如此之强，照此推论，中国早就无人幸免、人人带菌了，除非活在医学无菌环境下，或者INTEL的芯片制造车间里。
面对这个疑问，大家又该作何解释呢？我先举一例，以抛砖引玉。
笔者有一朋友，每次升学，均由学校安排注射乙肝疫苗，但体内的抗体却无法产生，而据说一般人注射疫苗后，“两对半”检测中，第二项和第四项应为阳性。朋友五项全阴，不解，求助医生。医生说，你的身体对乙肝具有超乎常人的抗性，来不及产生抗体，免疫系统就把疫苗也全部剿灭了。而有的人，一接触乙肝则很容易传染。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她再也不注射疫苗了，时至今日，两对半检测仍然是五项全阴。
流行感冒一来，有的人必将被传染；有的人则很难患上。这种对于病毒抵抗力和耐受性的个体差异，是不是导致部分人群自小就不幸成为带菌者，而另部分人尽管接触病毒多年，也与乙肝彻底绝缘的原因呢？笔者乃医学门外汉，但我觉得此种解释不无道理，也请网友中卧虎藏龙的专家指点迷津。
媒体上所能见到的乙肝专家大致分为两种：一种是上面所说的，即认为乙肝只通过有限途径而非日常接触所能够传播的，大家不必闻乙色变，很多这类专家也宣称乙肝转阴率不足20%，不能病急乱投医；另一种就是在各大电视台、电台的午夜档节目中，鼓吹所谓的“基因疗法”、“太空疗法”等宇宙先进科技，标榜治愈率百分之百，极力怂恿带菌而肝功正常者前来购买天价药。这种裹挟着科技外衣实为江湖骗子的论断，自然不足为信。
有人说“专家一发话，民众便发笑”。而如今话语权早已不被专家垄断，以上专家或伪专家的话，时下很多人是都不敢贸然轻信了。
某些不信的人，坚决要求带菌者“先治好病再出来见人”，这部分人若身居其位，比如公司的人事经理，或者高校研究所的招办主任，自然会将对乙肝的恐惧，转化为现实中冷冰冰的录用门槛：乙肝病毒携带者，一律请回！尽管有了周一超等人所造成的血的教训，国家有关部门遂于2005年颁发体检新标准，大致为“公务员体检中检出携带乙肝病毒但肝功正常者，属合格，可予录用”，为乙肝带菌者是否可录用给出了指导性意见。
为什么直到2005年才开始实行新标准，可能是要照顾到下面即将谈到的社会公众***对于乙肝带菌者的意见。
很多地方也随之颁布了类似的体检标准。令行禁止向来不是中国特色，很多颁布的制度条文，远没达到政令畅通、上行下效的程度。带菌者被拒的情况，仍然在中国每天都在上演，而且几乎年年有或和平或暴力的抗争案例。
在自身传统的歧视与偏见，和新出台的体检规定之间，具体的执行者们，应作何抉择？在现今的制度背景下，具体的操作者，也就是招生办或者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，若不执行这个新的体检规定，最严重的代价无非就是被告上法庭（概率微乎其微），也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官位。而大多数被拒者通常选择隐忍，毕竟将自己带菌者的身份公示于人，无异于形象自杀。
行文至此，笔者再从人情的角度粗浅分析：对乙肝的传染性（传播途径）、危害性、治愈可能性等尚未在坊间达成共识的情况下（可能在医学界已有共识），自然存在很大一部分惧怕乙肝的民众，他们构成了反对本单位扩大录用许可，坚决拥护将带菌者拒之门外的中坚力量。
不是有人声称若要真正隔绝乙肝，公司要真正体现爱护员工，最好的政策不是隔绝带菌者，而是给未感染者注射疫苗么？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，在目前人才市场是买方市场的情况下，既然不愁招不到人，疫苗的成本自然能省则省了。
即使有人相信乙肝不会对自身构成威胁，但基于中国传统上讲究“物以类聚”、“不欢迎异类”的原因，也对地方性、部门性和公司范围内的拒录政策保持形式上的沉默，以及事实上的认可。
大胆分析下，笔者认为他们的理由可能是：一个带菌者，纵使目前是健康的，但总有这样那样的禁忌，比如不能喝酒，不能过度劳累加班等，否则疾病爆发，牵累众人。不能喝酒可是大忌，很多工作都是要靠酒精开道的，比如公司有公关任务的情况下。再说，喝酒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，大家都喝，就你不喝，领导和同事怎能没有看法，莫非想和咱保持距离？
尽管中国自古提倡“和”，提倡“求同存异”，但也由于现实与理想的相悖性，才有人发出如此呼吁吧？在具体而现实的环境下，似乎“党同伐异”来得多些，小团体、小圈子蔚然成风自成当今中国社会一大景象。不能喝酒，就不能融入圈子，更不用说带菌者不能长时间加班可能影响工作进度了。
总而言之，基于种种原因，拒录带菌者在某些地方似乎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。于是乎，在拒绝者对带菌者的傲慢与偏见，以及由此造成的双方的极端对立之外，在更为庞大的非带菌者中，可以算作“中间地带”的一群人，大概占中国总人口的90%，他们既非可能时刻面临拒录的带菌者，也非握有拒录权力的在位者，对带菌者呼吁包容和主张抗拒甚至隔离的人兼而有之。
可以预见的是，带菌者与拥有权力的拒录者，还会不断演义出新的博弈案例；而非带菌者对于乙肝的态度，也就是对于带菌者宽容和冷漠两派的力量消长，亦是对未来中国乙肝带菌者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决定性因素。
不管怎样，在走向和谐社会的路上，关于乙肝带菌者就学和就业权的论争，是一条对科学不断深化认知、对“异类”不断包容的路程，也蕴含着法制建设和人伦秩序重建等一系列课题的深刻内涵。至少我相信，未来社会是会为此找出一条合理的解决方案的，或是彻底攻克乙肝，或是带菌者与非带菌者以某种合理而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和谐共存，我对此充满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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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早上网，无意中看到了“浙大学生保研因乙肝受阻上书524名院士求助”的链接http://news.sina.com.cn/c/2008-09-26/060116360299.shtml，看来，拒录乙肝带菌者的话题又一次引起人们关注。
打开新闻跟帖，照旧是势不两立的意见分野。摘录两则：“我要是用人单位绝对不用你这种没人味的东西”，立马有人回击：“你可能什么也不是，没人性！”。
再一则：“这个男生应该清醒些！先治病，后上学。这是起码的人性常识。把加号去掉，才能录取你。否则，无论到哪，都不会录取你。”也有人跟上：“好多人无知呀！现在的医学跟本就治不好乙肝的”。
“我们需要平等的升学和就业权！”带菌者发出呐喊。那边，则是“谁来保证我们健康人不受你们感染？”
观点的对立很正常。姑且不论谁更有“人性”，我也很悲观地发现，矛盾的中心仍集中在乙肝是否传染上，尽管之前有专家称乙肝只通过母婴、血液、生殖体液等途径传播，不通过普通接触传播，如拥抱、握手、进餐（口腔黏膜破损的情况除外）等。但不信与信的人一样多，应者甚众，仿佛找到知音；质疑之声，亦此起彼伏、不绝于耳。
“如果乙肝传播途径真如专家所说的那么少，为啥中国有1.2亿之众的带菌者？”有人甚至猜测带菌人数远甚于1.2亿的公开数字。
咱们不如换个逻辑：如果乙肝可以通过日常接触传播，那非带菌者与带菌者的接触还是很频繁的，毕竟有1.2亿的带菌者基数摆在那里，你接触10个人，就有一个人是带菌者。比如你去参加宴会，一桌10-16个人，按概率来算，至少有一位同桌的体内携带病毒；宴会、聚会等社交场合，与乙肝接触尚且如此频繁，更遑论握手、拥抱甚至呼吸了。传播能力若真如此之强，照此推论，中国早就无人幸免、人人带菌了，除非活在医学无菌环境下，或者INTEL的芯片制造车间里。
面对这个疑问，大家又该作何解释呢？我先举一例，以抛砖引玉。
笔者有一朋友，每次升学，均由学校安排注射乙肝疫苗，但体内的抗体却无法产生，而据说一般人注射疫苗后，“两对半”检测中，第二项和第四项应为阳性。朋友五项全阴，不解，求助医生。医生说，你的身体对乙肝具有超乎常人的抗性，来不及产生抗体，免疫系统就把疫苗也全部剿灭了。而有的人，一接触乙肝则很容易传染。于是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她再也不注射疫苗了，时至今日，两对半检测仍然是五项全阴。
流行感冒一来，有的人必将被传染；有的人则很难患上。这种对于病毒抵抗力和耐受性的个体差异，是不是导致部分人群自小就不幸成为带菌者，而另部分人尽管接触病毒多年，也与乙肝彻底绝缘的原因呢？笔者乃医学门外汉，但我觉得此种解释不无道理，也请网友中卧虎藏龙的专家指点迷津。
媒体上所能见到的乙肝专家大致分为两种：一种是上面所说的，即认为乙肝只通过有限途径而非日常接触所能够传播的，大家不必闻乙色变，很多这类专家也宣称乙肝转阴率不足20%，不能病急乱投医；另一种就是在各大电视台、电台的午夜档节目中，鼓吹所谓的“基因疗法”、“太空疗法”等宇宙先进科技，标榜治愈率百分之百，极力怂恿带菌而肝功正常者前来购买天价药。这种裹挟着科技外衣实为江湖骗子的论断，自然不足为信。
有人说“专家一发话，民众便发笑”。而如今话语权早已不被专家垄断，以上专家或伪专家的话，时下很多人是都不敢贸然轻信了。
某些不信的人，坚决要求带菌者“先治好病再出来见人”，这部分人若身居其位，比如公司的人事经理，或者高校研究所的招办主任，自然会将对乙肝的恐惧，转化为现实中冷冰冰的录用门槛：乙肝病毒携带者，一律请回！尽管有了周一超等人所造成的血的教训，国家有关部门遂于2005年颁发体检新标准，大致为“公务员体检中检出携带乙肝病毒但肝功正常者，属合格，可予录用”，为乙肝带菌者是否可录用给出了指导性意见。
为什么直到2005年才开始实行新标准，可能是要照顾到下面即将谈到的社会公众***对于乙肝带菌者的意见。
很多地方也随之颁布了类似的体检标准。令行禁止向来不是中国特色，很多颁布的制度条文，远没达到政令畅通、上行下效的程度。带菌者被拒的情况，仍然在中国每天都在上演，而且几乎年年有或和平或暴力的抗争案例。
在自身传统的歧视与偏见，和新出台的体检规定之间，具体的执行者们，应作何抉择？在现今的制度背景下，具体的操作者，也就是招生办或者企业的人事部门负责人，若不执行这个新的体检规定，最严重的代价无非就是被告上法庭（概率微乎其微），也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官位。而大多数被拒者通常选择隐忍，毕竟将自己带菌者的身份公示于人，无异于形象自杀。
行文至此，笔者再从人情的角度粗浅分析：对乙肝的传染性（传播途径）、危害性、治愈可能性等尚未在坊间达成共识的情况下（可能在医学界已有共识），自然存在很大一部分惧怕乙肝的民众，他们构成了反对本单位扩大录用许可，坚决拥护将带菌者拒之门外的中坚力量。
不是有人声称若要真正隔绝乙肝，公司要真正体现爱护员工，最好的政策不是隔绝带菌者，而是给未感染者注射疫苗么？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，在目前人才市场是买方市场的情况下，既然不愁招不到人，疫苗的成本自然能省则省了。
即使有人相信乙肝不会对自身构成威胁，但基于中国传统上讲究“物以类聚”、“不欢迎异类”的原因，也对地方性、部门性和公司范围内的拒录政策保持形式上的沉默，以及事实上的认可。
大胆分析下，笔者认为他们的理由可能是：一个带菌者，纵使目前是健康的，但总有这样那样的禁忌，比如不能喝酒，不能过度劳累加班等，否则疾病爆发，牵累众人。不能喝酒可是大忌，很多工作都是要靠酒精开道的，比如公司有公关任务的情况下。再说，喝酒能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，大家都喝，就你不喝，领导和同事怎能没有看法，莫非想和咱保持距离？
尽管中国自古提倡“和”，提倡“求同存异”，但也由于现实与理想的相悖性，才有人发出如此呼吁吧？在具体而现实的环境下，似乎“党同伐异”来得多些，小团体、小圈子蔚然成风自成当今中国社会一大景象。不能喝酒，就不能融入圈子，更不用说带菌者不能长时间加班可能影响工作进度了。
总而言之，基于种种原因，拒录带菌者在某些地方似乎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。于是乎，在拒绝者对带菌者的傲慢与偏见，以及由此造成的双方的极端对立之外，在更为庞大的非带菌者中，可以算作“中间地带”的一群人，大概占中国总人口的90%，他们既非可能时刻面临拒录的带菌者，也非握有拒录权力的在位者，对带菌者呼吁包容和主张抗拒甚至隔离的人兼而有之。
可以预见的是，带菌者与拥有权力的拒录者，还会不断演义出新的博弈案例；而非带菌者对于乙肝的态度，也就是对于带菌者宽容和冷漠两派的力量消长，亦是对未来中国乙肝带菌者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决定性因素。
不管怎样，在走向和谐社会的路上，关于乙肝带菌者就学和就业权的论争，是一条对科学不断深化认知、对“异类”不断包容的路程，也蕴含着法制建设和人伦秩序重建等一系列课题的深刻内涵。至少我相信，未来社会是会为此找出一条合理的解决方案的，或是彻底攻克乙肝，或是带菌者与非带菌者以某种合理而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和谐共存，我对此充满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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